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日发动突袭，向以色列境内发射至少5000枚火箭弹，同时武装人员突破防线，深入以色列南部多个社区与军事基地。

这场行动造成约1200人死亡、250人被扣押。

这是以色列建国以来遭遇的最严重安全灾难。

事件不仅震动全国，更持续搅动以色列的政治格局，直到2025年仍未平息。

灾难发生近一年后，2024年11月10日，以色列议会举行特别辩论。

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拒绝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

他声称反对党推动的委员会“缺乏广泛社会共识”，甚至断言“至少半数国民”会反对。

这种说法与民调结果完全相悖。

多数以色列民众支持成立独立调查机构。

内塔尼亚胡的真实顾虑并非民意，而是调查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

在以色列，每当发生重大国家危机，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几乎是固定程序。

这类委员会由最高法院院长任命负责人，具备高度独立性，有权深入审查政府决策、情报失误、军事部署漏洞等核心问题。

它不只是追责工具，更是国家自我纠错、重建信任的机制。

委员会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受害者和公众的一种交代。

但内塔尼亚胡对“10·7”事件调查的态度异常强硬。

他不仅拒绝设立标准的国家调查委员会，还试图推动一个由政府主导的替代方案。

他声称要学习美国“9·11”事件后的调查模式，强调需要“全民支持”的机构。

问题在于，美国“9·11”委员会同样由国会两党共同授权，具有高度独立性，甚至直接传唤总统布什作证。

内塔尼亚胡援引此例，却刻意忽略其独立本质，逻辑站不住脚。

更讽刺的是，2022年内塔尼亚胡本人曾公开主张对前政府行为启动国家调查。

当时他站在问责一方，强调“必须厘清责任”。

如今轮到自己可能被调查，立场瞬间反转。

这种前后矛盾加剧公众对他逃避责任的质疑。

他试图将失败完全归咎于军方与情报机构，声称“政治领导人无需对具体安全失误负责”。

但以色列的政治体制中，总理是国家安全事务最高决策者，安全总局（辛贝特）、军事情报局（阿曼）和国防军都直接向其汇报。

所谓“政治无责论”，根本站不住脚。

反对党的反击极为猛烈。

未来党领袖拉皮德直指要害：“国防军总参谋长、辛贝特局长、国防部长在事件后相继辞职，唯独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总理还在台上。”

这句话撕开了内塔尼亚胡“稳如泰山”的表象。

贝特努党主席利伯曼更不留情面，称内塔尼亚胡“总是推卸责任，放弃领导力”，并断言“国家调查委员会终将成立，所有人都要接受讯问”。

连已退出政坛的前总理贝内特也罕见发声，批评内塔尼亚胡计划设立的不过是“虚假委员会”，强调遇难者家属有权知道真相。

压力不仅来自反对派。

执政联盟内部也出现裂痕。

战时内阁成员、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茨多次公开呼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他强调：“光说承担责任不够，必须系统性吸取教训，防止悲剧重演。”

甘茨的立场具有特殊分量——他不仅是执政联盟关键成员，还掌握战时内阁三分之一表决权。

他的倒戈让内塔尼亚胡陷入孤立。

内塔尼亚胡政府试图拖延调查。

最初借口是“战时状态不宜启动调查”，后来又改称“内阁不信任最高法院院长”。

这些理由一个接一个被击穿。

2024年10月15日，以色列高等法院作出明确裁定：政府反对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没有真正的理由”，并责令其在30天内提交调查进展报告。

法律期限已过，政府无法继续搪塞。

高等法院的介入，将政治争议转化为司法强制力。

内塔尼亚胡头顶悬着一把利剑。

这场博弈早已超越“查什么”的技术层面，演变为“谁来定义历史”的权力斗争。

国家调查委员会一旦成立，将由最高法院院长指定负责人，调查过程不受政府控制。

这意味着，情报评估如何被忽略、边境防御为何形同虚设、战前预警为何未被重视等问题，都将被彻底摊开。

作为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最终决策链条的顶端。

任何系统性失误，他都难辞其咎。

以色列民众的愤怒并非无的放矢。

这个国家拥有中东最强大的情报网络，辛贝特和摩萨德长期渗透哈马斯高层，军事情报局（阿曼）拥有先进的电子监控与信号情报能力。

然而“10·7”当天，哈马斯成功发动突袭，以色列南部防线被轻易撕开。

更令人震惊的是，事后披露显示，战前数日已有多个情报来源发出明确警告，甚至包括哈马斯演练袭击路线的卫星图像。

这些信息为何未触发最高级别戒备？

决策层是否因政治内耗而忽视风险？

这些问题若不回答，社会信任将彻底崩塌。

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命运悬于一线。

他已在位超过15年，是以色列任期最长的总理，但近年来深陷司法调查与政治危机。

“10·7”事件成为压垮其执政合法性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独立调查最终认定他对安全疏失负主要责任，不仅可能面临刑事指控，其政治联盟也将瓦解。

他宁愿对抗法院、得罪盟友，也要阻止独立调查，正是因为这场调查可能终结他的政治生涯。

他试图将抵制调查包装成“维护国家团结”的举动，声称“战时不应分裂”。

但真正的分裂恰恰来自对真相的压制。

当政府拒绝承认失误、拒绝向遇难者家属交代，社会裂痕只会加深。

以色列目前处于双重困境：外部与哈马斯的军事对抗仍在加沙持续，内部政治信任持续流失。

内塔尼亚胡越是拒绝透明，民众越怀疑他掩盖真相。

这场调查之争，本质上是以色列民主制度的一次压力测试。

国家调查委员会并非西方舶来品，而是以色列在多次战争与危机中形成的自我修复机制。

从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的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到2006年黎巴嫩战争后的温戈特委员会，每一次重大安全失败后，独立调查都成为重建制度信心的关键步骤。

内塔尼亚胡试图打破这一传统，等于挑战以色列国家安全文化的底线。

高等法院的态度异常坚决，反映出司法系统对行政权力扩张的警惕。

近年来，内塔尼亚胡政府推动司法改革，试图削弱最高法院权力，引发大规模抗议。

民众担心政府走向威权。

如今在“10·7”调查问题上，法院的强硬立场，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司法独立的捍卫。

如果政府连安全灾难的调查都能操控，民主制衡将名存实亡。

甘茨等执政联盟成员的倒戈，说明连内塔尼亚胡的盟友也开始意识到：不调查，国家无法向前。

军事行动可以继续，但社会创伤无法愈合。

士兵在前线作战，后方却充满猜疑与愤怒，这对长期战争极为不利。

真正的国家团结，建立在真相与问责之上，而非沉默与掩盖。

内塔尼亚胡的拖延策略正在失效。

高等法院设定期限已过，政府必须回应。

反对党已在议会推动强制成立委员会的法案。

即使内塔尼亚胡动用执政联盟多数票阻挡，公众压力与司法裁决将持续施压。

他或许能再拖几周，但无法永远阻挡。

历史不会等待政治算计。

这场斗争的结果，将决定以色列如何记忆“10·7”。

是将其视为一次偶发悲剧，还是系统性失败的警示？

是让高层官员免责，还是建立更可靠的安全决策机制？

答案不仅影响内塔尼亚胡个人，更塑造以色列未来十年的政治生态。

一个无法追究最高层责任的国家，终将在下一次危机中重复错误。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局势保持关注，但未公开干预调查争议。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则未就此事发表评论。

国际社会普遍尊重以色列内政，但私下担忧该国政治极化加剧安全风险。

以色列若陷入长期内部纷争，不仅影响加沙战事，还可能削弱其在中东的战略地位。

内塔尼亚胡仍在努力掌控叙事。

他频繁出现在媒体上，强调自己“率先接受问询”的承诺，试图营造开明姿态。

但民众看穿这种表演。

真正的调查必须独立，而非由总理设定边界。

他邀请记者拍照自己“配合调查”，却拒绝赋予调查机构传唤权与档案调取权。

这种选择性透明，比完全拒绝更令人反感。

辛贝特和军方高层虽已辞职，但他们的证词尚未公开。

国家调查委员会的核心价值，在于强制获取所有机密文件与证人陈述，包括内阁会议记录、情报评估报告、战时通讯日志。

这些材料目前被政府封锁。

没有它们，任何调查都是残缺的。

内塔尼亚胡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必须阻止独立委员会获得法定权限。

以色列社会对“10·7”的创伤记忆极其强烈。

遇难者家属每周在耶路撒冷举行集会，要求“真相与正义”。

他们不接受模糊的“集体责任”说辞，坚持要明确“谁在何时做了什么决定”。

这种诉求具有道德正当性，任何政府都无法长期无视。

内塔尼亚胡的拖延，正在消耗最后一点公众耐心。

高等法院未来可能采取更强硬措施，包括直接命令成立委员会，或判定总理行为违宪。

以色列虽无成文宪法，但基本法赋予法院审查行政行为的权力。

如果政府继续无视司法裁决，将引发宪政危机。

这种风险，内塔尼亚胡未必承担得起。

这场调查博弈没有简单答案，但方向已经清晰：真相无法被永久掩埋。

内塔尼亚胡或许能赢得一时战术胜利，但历史终将审判。

以色列民众时时刻刻在问：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在最强大的时候，却如此脆弱？

这个问题，必须有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