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一）

1959年的庐山会议，作为我党、我国历史上的一段重要篇章，已被铭记于史册，其深远影响历久弥新。彭德怀在6月底接到庐山会议的通知，在此之前，他曾在上海会议上遭受毛主席的指正，心中难免有些不悦。

对于彭总在庐山会议期间的遭遇，许多人或许难以置信：为何一封看似平常的信件，竟引发了毛主席如此强烈的反响？

彭老总信中写了什么？

实则，此事实已非机密。人民出版社所发行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对其进行了全文收录。该书内容主要分为甲、乙两大部分。甲部分着重肯定了大跃进所取得的成果，而乙部分则对工作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

甲部分自当予以肯定。至于乙部分，虽然涉及到大跃进期间显露的一些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并非彭老总首次指出。事实上，在彼时，已有诸多人士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诸如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亦皆对此有所了解。庐山会议的召开，正是为了解决这些偏“左”的遗留问题。

随后，彭老总审阅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之后，仍显得困惑不解地表示：

“这种逻辑显得颇为诡异。假如当时党中央立场是反对‘左倾’，那么我的《意见书》以及西北小组会初期的一些言论，自然也属于反对‘左倾’，这与中央的观点并无二致。那为何还要将我的《意见书》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纲领而进行批判呢？”

显而易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那封《意见书》，另有深层原因在起作用。

原因是什么？

（二）

关于这一问题，刘少奇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中曾进行过详尽的阐述。

此次“七千人大会”旨在总结大跃进的得失，并对其中偏差较大的“左”倾问题进行纠偏，因此，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的事件再度被提及。

刘少奇指出：“这场斗争的触发，并非仅仅源于彭德怀同志所写的信件。单从信件本身来看，其中所提及的多项事实，仍有相当一部分是吻合的。一位政治局委员向国家主席提交意见的书信，即便其中包含不恰当之处，也不应被视为错误。问题不在于彭德怀同志的信件内容是否出错，而在于其他方面。”

究竟症结何在？刘少奇进一步阐述道：“庐山会议之所以对彭德怀同志发起反党集团斗争，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在党内长期存在一个小圈子。他曾参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集团，在对抗高岗饶漱石集团时，未将他揭露，故被视为该集团的残余势力。”

言及此处，毛主席边上的座位上，毛主席插言道：“那是主要成员。”

刘少奇接着道：“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曾言：究竟是高饶之盟，抑或是高彭之盟？或许应是彭高之盟。”

此时，毛主席再度插言道：“彭与高二人，实则领导之位当属彭。”

刘少奇进一步阐述道：“关键之处不在于高岗对彭德怀的利用，而在于彭德怀对高岗的操纵。两人均拥有国际化的背景，他们所进行的反党活动，与那些在中国策划颠覆行为的人有所关联。彭德怀同志不仅曾在庐山撰写了一封信，还参与了诸多隐蔽的行动。因此，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反党集团展开斗争，不仅必要，而且正确。我们揭露并消除了潜藏党内数十年的隐患，这一举措从长远来看，对于我们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继而，刘少奇补充道：“个别同志亦曾发表与彭德怀同志相仿的观点，诸如大炼钢铁徒劳无功、食堂与供给制存在问题、人民公社过早设立等。然而，这些同志与彭德怀同志存在区别，他们敢于直言，只因他们未曾组建反党集团，亦无篡党之图。（毛主席随后补充道：‘并无国际势力的干预。’）彭德怀同志率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出国数月，返国后便仓促撰写信函，其行径显系别有用心。”

最终，刘少奇表示：“在所有人都能得到平反的情况下，彭德怀同志却是个例外，他无法得到平反。”

毛主席紧接着补充道：“关键在于是否背离了国家利益。”

刘少奇所表达的观点，实则彰显了毛主席的意志。从毛主席数次的插话中，我们亦能窥见这些话语的核心所在。

主要有两个关键点：首先，彭德怀曾参与高饶集团，并不仅是其中一员，更是该反党集团的核心成员。其次，即便到了庐山会议时期，彭德怀依然涉嫌领导着一个反党集团。

其次，彭德怀拥有国际交往的背景，被诬指“勾结外国”，意图与外部势力联手，图谋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因此，正是这两点成为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受批判的核心所在，那封“意见书”实际上仅仅是导火索而已。

彭总览阅了此次会议的纪要之后，方始豁然开朗，明白了为何遭受批判之由。

彭老总对于这两个加诸于身的“指控”，断然予以否认。为此，他耗时四个月余，撰写了一封篇幅达八万余字的申诉信，详尽地阐述了自己在这两起事件中的真实经历。

例如，在处理高饶集团问题上，彭老总亦坦承昔日对高饶集团的批判过程中，其表现未能尽善尽美，曾言过其实，甚至曾随众对刘少奇同志提出非议。然而，他本人并未加入高饶集团，对高饶集团所展现的反党行径亦持明确否定态度。

关于“里通外国”的说法，彭老总自然明了其意。毕竟，在庐山会议召开的前几个月，他刚率我国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并有幸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会面。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怀疑他“里通外国”的依据。

彭老总曾言，他对外语不甚精通，在与外国领导人进行交流时，总是有翻译在旁协助。他强调，自己完全可以由翻译提供佐证，绝无与外国人“串通”之举。

继而，彭老总向毛主席致信重申：“我于党内绝无形成小集团之举，亦无篡党野心，更未曾与任何外籍人士在中国策划复辟活动。现恳请主席及中央成立专案组，对我所受无端指控进行审查与处理。若果真查证有确凿证据，我愿接受党的纪律与国家法律的严惩，无论刑罚是死刑还是开除党籍，我都不会心生怨恨。”

1961年9月，中央政府设立了一项专项审查委员会，由贺龙出任主任一职，着手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同志的历史问题进行深入审查。

终未果。

在那段回溯至1963年的光阴里，彭老总的侄女彭梅魁特地前来探望他。面对此情此景，彭老总不禁感慨万千，娓娓道来。

“毛主席对中华历史及马列主义有着深刻而精湛的把握，往昔离开了他的智慧，似乎确实难以应对。我们曾陷入的困境，在于后来也普遍认为唯有他能够担当此任，他的言论即是准则。这样的情况并非某个人之过，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附：黄克诚的回忆

主席讲话要点是：

一、当前，党内党外热议纷纷。不少人在言谈中表达，当前局势似乎陷入一片混乱。然而，正所谓“混乱之中见真章”，越是混乱，我们越应坚定信心。我们必须咬紧牙关，迎难而上；须知，天塌不下来，神州大地亦不会沉沦。得益于广大民众的支持，我们的立场坚如磐石；我们这一方的同志们，更应挺直腰杆，展现坚定的决心。

一是推行大炼钢铁运动，1070万吨的钢铁产量，是我所做出的决策；二是实施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并非我首创，但我拥有推广之权。面对1070万吨的钢铁产量，九千万人投身其中，局面一度混乱，我承担了主要责任。至于其他一些过激行为，他人亦应分担部分责任。每个人都应审视自己的责任所在，我作为首要责任人，虽犯了一些错误，付出了代价，但也使大家从中得到了教训。

群众对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渴望，固然不能一概归咎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亦不宜轻易浇灭这份热情。对于所谓的“共产风”以及“一平二调三提款”等现象，我们需进行深入分析。虽然其中含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成分，主要存在于县、社两级，尤其是公社干部之中。然而，我们已成功说服他们，并坚决予以纠正。今年三、四月间，我们便成功压制了这股风潮，仅用几个月时间便使人们达成共识，终止了这些做法。

三、我敦促各位同志，在面临紧急关头时，切勿动摇信念。从事工作难免会犯错误，若将数十万个生产队所犯的错误一一列举并公之于众，即便连年累月，也难以尽数。如此一来，国家难免陷入崩溃，即便帝国主义不发动进攻，我们亦将遭受重创。

我敦促诸位同志，务必留意言辞的“导向”，需保持坚定，切勿轻易动摇。当前，部分同志已开始动摇，他们并非真正的右派，却已逼近右派的边缘，仅一步之遥，相距不过三十公里。

主席的发言力挺左翼力量，对中间派提出了忠告，并对“右派”发出了警示，这充分显现出主席将会议上的观点交锋视为党内路线斗争的体现。

主席此举并非偶然之举。当时，党内外意见纷纭，甚至激烈交锋。主席在讲话中亦曾指出，江西党校的反应便是这一状况的集中体现。7月26日发布的《李云仲意见书》更是毫无保留地指出了党的失误。

李同志身为负责计划工作的司局级领导干部，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在其致主席的信中，详细列举了大量事实与数据，以充分揭示问题的严峻性。此信于6月上旬便已直接呈递至主席手中。

主席在这封来信上洋洋洒洒地批阅了数千言。在其批示中，他对李云仲勇于直言不讳的精神表示了认可，并认为其对计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批评切中要害；然而，主席亦指出，李云仲自1958年第四季度起，对党所犯“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的基本看法，实为不妥，其观点几近全盘否定。

这些在毛主席心中留下了深重的阴影。在此期间，党中央始终与主席保持一致，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不断纠正错误，情况逐渐改善；主席对此充满信心，坚信按照这种做法持续下去，不久便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庐山会议前半个月被誉为“神仙会”，提出了十几个议题供讨论研究。尽管发言中存在分歧，但并未发生激烈的争论，整个氛围并不紧张。

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之下，实则暗流涌动，充斥着“左”、“右”两派的争论。“左”派气势磅礴，不愿听闻问题之严重性，个别成员甚至会上中断他人发言。“右”派则力主充分揭露缺点与错误，强调对形势严重性的深刻认识，坚信唯有如此方能真正解决问题。他们对于会议中无法畅所欲言的情况感到压抑。主席对此心知肚明，却认为这属正常现象。随着讨论接近尾声，《会议纪要》也已开始起草，并准备通过《议定记录》，会议随即宣告结束。

恰在此时，彭德怀着手撰写了他的意见书，并于14日将其呈送主席。此举源于他意识到会议即将落幕，却深感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个人见解亦未得到充分表达，因此才决定写下这封意见书。

此信对毛主席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不可避免地再次引发了他的兴奋与失眠。主席在会上坦陈，即便服用了三次安眠药，仍旧难以入眠。在神经高度兴奋的状态下，他深入思考，将此信与党内外各种尖锐的批评意见紧密联系起来；彭总则成为了这一观点的代表，更确切地说，是中央政治局中的代表。主席认为，彭总的批评矛头直指中央政治局和主席本人，因此，他坚信路线斗争不可避免。7月23日的讲话宣告了会议性质的根本转变，会议的范围将扩大，持续时间也将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