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分析问题非常透彻，文艺界的各种问题，他一眼就能看准抓住。
为了更好地了解延安文艺界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与许多文艺界的朋友进行了交流。他花费大量时间与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人讨论，并请他们帮忙收集文艺界的各种意见。毛泽东细致的工作态度和真诚坦率的风格，赢得了众多文艺界人士的尊重和信任。
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来到延安。他主动找到毛泽东，并与毛泽东开始了一段频繁的交往。1941年7月，萧军因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临行前，他到毛泽东那里辞行。萧军晚年回忆说：“我到毛主席那里去辞行，毛主席很奇怪我为什么要离开延安，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希望我坦率地毫无顾虑地告诉他。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某些缺点，另一方面也希望我及时反映，帮助改正。同时毛主席也劝说我，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
在那段时间里，为了筹备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与萧军的交流变得频繁起来。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1942年4月4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信，信中说：“你的来信和附件我已经看过，并且转给几位同志看了，感谢你的好意。”当时，萧军受毛泽东的委托，陆续把收集到的文艺界的情况材料送给他。4月7日，毛泽东写信邀请萧军当天下午或晚上来谈话，萧军也如约前来。他们连续两天讨论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4月13日，毛泽东分别给萧军、欧阳山、草明和舒群写信，让他们帮忙搜集文艺界的反对意见。4月27日，毛泽东又给萧军写信说：“这个星期六准备开会，你稍等一下再出发吧？开完会你就可以走了。会前我还想和你谈一谈，你有空吗？我会派人骑马来接你。《文艺月报》1—14期我已经收到了，谢谢你！”
1987年5月11日，萧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难忘的延安岁月——读〈延安文艺运动纪盛〉随想》。他在文中提到：“5月23日开了最后一次大会，毛主席发表了总结性讲话，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制定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文艺政策，解决了文艺界存在的各种矛盾，理顺了各种关系，比如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和群众的关系，源和流的关系，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以及歌颂光明与揭露黑暗、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爱与恨等的关系问题，大家基本上达成了共识。毛主席看问题非常深刻，文艺界这么多问题，他都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事实证明，从那以后，大家按照《讲话》的方向、道路和目标去做，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936年9月，著名作家丁玲因《莎菲女士的日记》闻名，她离开南京，在同年11月到达陕北，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此后，丁玲成为延安文学界的活跃分子，经常与毛泽东接触。然而，她在1941年10月23日发表的文章《我们需要杂文》引起了关于揭露社会黑暗面的争论。次年3月9日，她写的《三八节有感》又招致了更多批评，尤其是来自前线将领如贺龙等人的强烈反对。4月初，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指出《三八节有感》有其积极的一面。丁玲晚年时说：“毛主席的话保护了我，我一直感激他。”
1982年3月8日，为了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40周年，丁玲写了一篇文章。在提到《我们需要杂文》这篇文章时，她说：“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包括光明和黑暗的描写。每个问题他都讲得很清楚，很透彻，我感到非常亲切和中肯。”关于《三八节有感》，她说：“40年后，我重新阅读它，还是觉得有些地方是错误的。毛主席曾经告诉我，内部批评时，一定要先肯定别人的优点，再谈缺点，这样对方更容易接受。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记在心里。”她还说：“毛主席的讲话教育了一代知识分子，培养了一代作家，甚至影响到了海外和未来。每次回忆起来，我都感到非常激动。特别是在我经历困难的20多年里，《讲话》给了我最大的力量和信心。”
1941年春天，著名诗人艾青等人突破了国民党重重的盘查，抵达了延安。毛泽东很快接见了他们。艾青回忆说：“初夏的一个夜晚，得到通知，我们在杨家岭的窑洞里，第一次见到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的杰出人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个既魁梧又和蔼的身影与笑容。”1942年四月，毛泽东给艾青写了一封信，说：“艾青同志，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请惠临一叙。”艾青去了，毛泽东和他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这件事怎么办？艾青说，那就开个会，你来讲一讲。毛泽东说：“我讲你们能听我的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你讲的”。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一封信约他谈话。信中说，“前天所谈的关于文艺方面的问题请你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毛泽东还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画了圈。
艾青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积极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他说，在思想上经历了一次大转变，文艺创作也有了很大进步。
艾青晚年回忆说：“几十年过去了，国家和个人都经历了许多变化，很多事情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讲话》中的基本原则却深深印在我的心里，不容易忘记。比如‘面向工农兵’……”
到这里，我感到非常感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21年8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文章中提到：“‘延安的大门整天敞开着，每天都有从四面八方来的年轻人，带着行李，怀揣希望，走进这座城。’在诗人何其芳的笔下，1938年的延安，充满了新气象。”
1938年夏天，何其芳从成都出发，前往延安。他原本只打算在延安待两个月，写一篇关于八路军抗战的报告文学，然后返回成都继续教书。然而，延安的新生活让他无法自拔，不久他就见到了毛泽东。这给何其芳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40多年后，他仍然清晰地记得那次见面的情景和感受：“毛主席穿着蓝色的制服，坐在一张没有油漆的、小小的长方形白木桌前。我们坐在他对面。桌子和窗户垂直地放着。墙壁上贴满了旧报纸。我们从外面一间窑洞式的屋子走进了里面他办公的地方。就像现在看到的他1938年的照片一样，他有些瘦，但却很健康，充满了精力，眉毛下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我当时虽然只是一个新兵，也像战士一样，立正着，举手致敬，等待领袖发出命令，交代我们完成具体任务，然后奋不顾身地去完成。”
在延安，每天发生的事情几乎都能让何其芳感动。就像1940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说：“到了这里，我感到非常感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意识到，应该批评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这个正在进行艰苦伟大改革的地方。我举手致敬，并写下了《我歌唱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何其芳曾经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1959年，毛泽东提出要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何其芳承担了这个任务。编好后，毛泽东要他写篇序文。1961年初，毛泽东请何其芳到中南海修改序文。毛泽东说，他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毛泽东所说的“现在的形势”是指1959年春帝国主义国家、各国反动派和某个超级大国联合掀起的反华浪潮。他还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何其芳回忆说：“我们伟大的领袖对一个自己感到弱点、缺乏信心的干部的鼓舞是异常感动人的。”
何其芳在1977年7月去世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带病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毛泽东之歌》。这部回忆录在他去世后，作为遗作发表在1977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杂志上。他在书中开头写道：“我感到非常惭愧和遗憾，因为在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生前，我没有能够写出一首《毛泽东之歌》。多年来，我一直梦想着创作这首诗。”在描述瞻仰毛主席遗容时，他写道：“我痛哭流涕，无法停止。”“我看到毛主席的遗容，立刻就想起了与他见面的情景。他多次接见我，而今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他的笑容，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再也不能从他那里得到新的教导了。”在书的结尾部分，他写道：“我回忆起与伟大领袖多次见面的情景，那些场景历历在目。这些经历是多么动人，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是多么重要、丰富，给我带来了强大的教育意义。”
1938年春天，刘白羽这个在北京文学界小有名气的年轻人毅然决然地前往延安，并在同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经深情地回忆说：“我还记得自己二十岁那年，带着一身尘土和一颗真心，踏上了跨越黄河两岸的艰难旅程。在那崎岖的小路上，我第一次看到延安，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那是从黑暗中第一次看到黎明幸福的眼泪！是的，我们的庄严而战斗的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