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只闻其声未曾见面，但在一定程度上，那豆仍把阴晴当成了照片里那个梳马尾辫的小姑娘。十六岁的阴晴沉静如同雕像，望着胡同上方的天空，仿佛那里面藏着什么只有她能看到的东西——遥远、辽阔、让人不可捉摸。那豆自小也爱走神儿，但他明白，俩人痴得又有不同。阴晴的痴是大的、高的，他的痴却是小的、低的。他也明白，正是这个区别，让他一直都在追逐阴晴，不由自主，无止无歇。
但那追逐仅仅发生在他心里。记得阴晴走时，同样是在一个春夏之交。那年他们都十八，她刚参加了美国高考，很快就接到了波士顿一所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虽然考前的那些辅导课都是那豆陪着阴晴去上的，但在知道了她上飞机的日期之后，那豆反而不去找她了。他这时又想，反正都是要走，送也白送，就甭“长亭外，古道边”了。在对待和阴晴的关系上，他似乎也总在犯狠，但犯狠的对象都是他自己。
他不去找阴晴，阴晴却来找他了。走前的头天晚上，她让他陪她上趟鼓楼。
鼓楼就在他们那条胡同的往北两站地，近看是一个砖墩子，远看墩子上有梁有檐。一直到今天，它都是方圆几里最高的建筑——这是因为颁布了“保持原貌”的政策之后，北京的这片旧城区就停止拆迁改造了。当然，这也断绝了附近居民换楼房、当回迁户、再“捞他个千儿八百万”的念想。而在他们这片儿的孩子里，还有一个传统，那就是须得徒手爬上鼓楼城墙，才算长大成人。这传统从爷爷小时候就有了。
那豆也问过爷爷：“您上去过吗？”
爷爷说：“上是上过，不过因为腰疼，爬时脚底下垫了个缸。我上也不是为了逞能，而是为了从高处看护酱油厂里晾着的纱布，不能叫人顺走了。”
也就是说，爷爷攀登鼓楼，发生在他当劳模的那天夜里。虽然已经负伤，但爷爷还是坚持着履行了职责。那豆又问：“那我爸呢？”
爷爷就说：“你爸也企图上去过，是在美国总统里根来中国访问那年吧？他边爬边叨叨，还跟人讨论这总统曾经当过演员，不过名气可比玛丽莲·梦露差远了——结果半截儿一泄气，又出溜下去了。为这摔折了一条胳膊，在家躺了半个月。对了，送他上医院的就是你妈……你妈因为有个痦子，偏又姓马，所以才被你爸叫作了马丽莲……”
而到那豆和阴晴上鼓楼时，鼓楼早已围了一圈儿铁栅栏，变成了景点。这也拦不住他们这些熟门熟路的“坐地虎”，趁着管理员下班，找个豁口一猫腰就进去了。这时鼓楼还经历了几轮维修，表面不再坑坑洼洼，想爬都没处下脚。不过也正因为维修周而复始，贴着城楼后身总搭着一排脚手架，反而更便于攀登了。
他们就趁着夜色，踩着架子往上爬。阴晴在前，那豆在下面护着她。别看阴晴是学习委员，可有时举动却像个假小子，并总带着一股执拗的、心无旁骛地追逐着什么的劲头。她追逐着那些大的、高的东西，那豆追逐着她。他觉得他都快跟不上她了，还总担心她会一脚踩空摔向地面。幸好那一幕总算没有发生，没过一会儿，他们就上了鼓楼。这仪式比他们想象中轻易多了，仿佛长大成人也就是一眨眼的事儿。
然后做了什么呢？那豆记得，他和阴晴只在城头的墙垛子上坐着。暮气四合，八面来风。他们望着城下那些纵横的胡同阡陌和连绵的平房屋顶。在这片北京城区的盆地里，那豆能清晰地辨认出哪儿是他们家的小院儿、哪儿是他们过去的幼儿园和小学，哪儿是爷爷搬了一辈子缸的酱油厂。酱油厂早就不在了，不过后来也没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变成“科技园”，而是被收购它的上市公司拿去炒地皮了：今天包给酒店集团，明天号称建立金融总部，后天又和互联网企业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随着门口的招牌一换再换，酱油厂也变成了一块始终不曾竣工的工地，据说那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倒是打着滚儿地往上涨。
街上的、胡同里的灯都亮了，变成了一片流淌扩散的灯海。但和脚下的璀璨相反，阴晴的脸却渐渐暗了下去。
她这才说：“豆儿啊，咱们回见。”
那豆也说：“回见。”
阴晴又说：“我就想换个地方活着。”
那豆说：“爷爷说过，你跟我不一样。”
然后那豆先站起来，从墙垛子上蹦回了砖石甬道。他又回身，把一条尚未成形的“花臂”伸向阴晴。当时的“花臂”还没后来那么唬人，只文了一个黑猫警长和两个葫芦娃，倒像一部动画片只看了开头却猜错了结尾。阴晴就扶着他的胳膊，将身子撑了起来。她的马尾辫一甩，发梢划过了那豆的嘴角。在那一刻，那豆心里一动，他很想就势拉住阴晴的手，哪怕是攥上那么一两秒钟也行——他认为阴晴对此不会有什么意见，因为她的手好像正在微微发颤地等着他。然而一紧张，又一转念，还是没那么做。
他想，算了吧。他还记得他转身就走，爬下城墙时像在逃跑。那天他登上了爷爷上过而他爸没上去的鼓楼，但他并不为此感到自豪。
念及此处，心里发空。那么说回现在，他的“起范儿”就是做给阴晴看的吗？他是想给阴晴制造这样一种效果吗——恰因黄耶鲁用小人之心度了他的君子之腹，所以他更应该从小的、低的状态里拔地而起，从而在多年以后离阴晴近了一点儿？或者说，他觉得自己和阴晴之间还有什么未尽事宜，还有什么遗憾需要弥补？
好像是，然而好像又不全是。
那豆隐隐记得，就在梗着脖子“起范儿”的那一瞬间，他还想起了他的爷爷。
爷爷却与阴晴不同，从未让那豆感到和什么大的、高的东西有关。爷爷一辈子讲理要脸，讲的都是俗理，要的都是肉脸。但爷爷说过的事儿却总会冷不丁地钻上来，像湖底泛出的水泡儿，在他心头荡开一圈儿又一圈儿波纹。
比如爷爷讲过，爬上鼓楼看守纱布，原本也不是他的职责。搬缸工人只管搬缸，搬完了就可以回家睡觉，然而因为干活儿时扭了腰，上了床疼得睡不着，于是爷爷索性爬起来，又回到酱油厂去。这时已近清晨，厂里的空地上摆满了竹架子，竹架子上晾着纱布，附近却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兵在四面把角站岗。有了哨位，这地方就是临时军管了。再看那些兵，都比爷爷大不了几岁，手边杵着枪。
爷爷有心跟人聊两句，但哨兵威严，也不理他。他只好沿着厂子外的墙根溜达，检阅自己的劳动成果，也就是那些一字排开、越码越远的大缸。这时却听背后当啷一声，再一回头，就见厂门口有个兵杵在地上的枪倒了。当兵的握不住枪，兵也觉得挺丢人，赶紧揉着眼睛捡起来，站得比刚才还直。
而爷爷却看出了原委：这都是困的。一会儿，还有一个老兵从院儿里走出来，提醒了那个年轻兵两句。虽然训人，可老兵的眼也通红。这让爷爷更觉得兵们挺可怜，还觉得这些兵跟他早些年见过的兵不一样。于是他走回去，对老兵说：
“要不你们睡一觉去。车间里有现成的地方，只要不嫌味儿大就行。”
还给对方宽心：“现在觉悟都高了，纱布晾着也没人拿。”
老兵紧着摇头，一嘴山东话：“没人拿是没人拿，可对任务不敢疏忽。”
明知没人拿，却还不疏忽，爷爷就觉得这个山东兵有点儿死心眼。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又说：“那我替你们看着得了，反正物资放在我们厂，你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责任。”
老兵便认出爷爷正是搬了一夜缸的那个小伙子，神色登时亲近了许多。可他还是摇头：“我们半个班呢，你替也就替一个人。”
这可难不倒爷爷，爷爷一指不远处的鼓楼：“到那上面去不就得了——登高望远，尽收眼底，我一人能顶半个班。”
对于这个主意，老兵居然没有反驳，但他还在解释，倒有些不好意思似的。他说他们是连夜跟着车皮到的北京，路上几天没合眼，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去休息了，而被指令驻守厂区的这几个还得继续咬牙坚持，怕睡着了就拿烟头烫手。他还说，等完成这次押运任务，他们这个排将会就地编入作战部队，直接奔赴战斗的第一线。
爷爷便一拍巴掌：“眼瞅着上战场，还不把觉补足了？”
又催：“走你的，万一有事儿我叫你们。”
老兵犹豫了一下，回头看看自己的几个兄弟，又转向爷爷：“那辛苦你了。”
等对方拍拍他的肩膀，转身要走，爷爷才又问：“对了，你是排长？”
老兵说：“排长还在火车站看车皮呢，我是班副机枪手。”
也没互通姓名，俩人就此告别。老兵招呼兄弟们进屋休整，爷爷则沿着那溜绵延的大缸往北去，走到尽头，就到了鼓楼的城墙下。墙下还摆着缸，正好可以垫脚往上蹿。那时的鼓楼也比后来旧多了，墙面坑坑洼洼，有的地方还露着豁口。饶是如此，因为腰上带伤，爷爷还是差点儿没爬上去。等好容易上了城头，他已经疼得直打哆嗦了。
然后做了什么呢？爷爷告诉那豆，他也就是坐着。爷爷的坐着又与后来的那豆不同，他身边连个伴儿都没有，但却不觉得孤单，也没有如那豆一般的忐忑、失落和伤感。相反，爷爷只感到了一种充实的喜悦，“怎么就跟吃了两副烧饼夹肉似的”，他还认为都是长大成人，但他的仪式却比胡同里的其他孩子“更像那么回事儿”。
鼓楼之下，酱油厂里，飘荡着波涛一般的纱布。当薄雾终于散去，太阳升了上来，波涛便被染成了明亮的红色。又没过多久，从附近医院抽调的护士赶了过来，将那红色的波涛收卷起来，装包等着运往火车站。兵们也站了出来，抖擞着精神列队，准备开拔。那个山东口音的班副机枪手也在其中吧？却没见着人家。
爷爷却突然挺直腰杆儿，吼了一句戏词儿：“我坐在城头观山景——”
破锣嗓子直让四方一震。城下的兵们纷纷抬起头来，望着高处这个十来岁的孩子。他又瘦又长，梗着脖子。如果是不知情的人，没准儿觉得北京人真会玩儿，一大早儿还有爬到城楼上来吊嗓子的，然而队列里却有一条胳膊伸了出来，对着爷爷的方向挥了挥。那人身边还有两三杆枪往高处举了举。
伴着爷爷的那一吼，队伍就此开拔，背负朝阳，一去不回头的架势。后来和那豆交流上鼓楼的经验时，爷爷显摆：“那年我不到十五，比你还小了三岁。”
爷爷又不止于显摆：“人哪，要能替别人做点儿事，心里真美。”
爷爷进而总结：“这道理小时候不懂，大了才知道——知道了才算长大成人。”
十八岁的那豆本想告诉爷爷，他爬鼓楼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别人，具体的说是为了阴晴，但他迟疑了一下，终于没说。而时至今日，当二十三岁的那豆再想起爷爷的话，却又认为爷爷的“别人”和他的“别人”有所区别。爷爷的“别人”既指的是那几个兵，但似乎又指的是兵以外的其他什么人。那些人对于爷爷来说无名无姓，无穷无尽。那豆进而还想起了爷爷论及酱油厂改制时的说法，“得拿这厂子去养更多的人”——都是“别人”。也正是为了“别人”，爷爷把自己交了出去，汇入了一股宏大的、浩荡的力量。
心里一踏实，这一辈子也就过来了。
哦，原来这就是爷爷。此刻在那豆眼前浮现的，就不是那个老了以后带他遛鸟的爷爷了，而是一个不满十五、青春洋溢的爷爷。这个爷爷跟着教员学会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刚完成了攀登鼓楼的成人仪式，并即将获得“他们这个民族、他们这种人家”在“巴图鲁”之后破天荒的光荣称号，也即“劳模”。尽管吼了一嗓子就闪了下腰，疼得差点儿从城楼上折下去，但少年的爷爷自有一腔豪情。
这腔豪情穿越时空，鼓动着那豆。哪怕再想想酱油厂的结局以及他们家后来的日子，那豆多少替那豪情感到有些不值，但豪情本身却是纯粹的，并且豪情对他的鼓动也是真切的，像帆兜满了风。他还想：既然爷爷能，凭什么我就不能替“别人”做点儿什么呢？哪怕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把爷爷的骨灰要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