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英国79岁的马丁·雅克教授在伦敦大学一场关于中国研究的讲座上，又被学生问到了那个“老问题”：“您总说中国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可现在的中国有军队、有政府、有国旗，和别的国家有什么不一样？ ”
雅克推了推眼镜，翻开PPT上的两张照片：一张是中世纪欧洲的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法兰西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威尼斯共和国”，这些国家今天大多已消失或彻底改变；另一张是同一时期的中国地图，从唐朝的长安到宋朝的汴京，再到明朝的北京，地图上的“中国”轮廓始终清晰。 他指着照片说：“西方人总以为‘国家’是靠语言、宗教或者军队拼出来的积木，但中国的‘国家’，其实是一棵长了五千年的树。树根是文明，树枝是政权，叶子掉了还能再长，树根断了才是真完了。 ”
这场讲座的视频后来被传到网上，评论区炸了锅。 有人骂雅克“讨好中国”，有人翻出他20年前写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说“当年说中国2020年超美，现在没实现，这老头又在编新故事”。 可很少有人注意到，雅克在书里写过一句话：“判断一个文明是否存活，不是看它有多少航母，而是看它的孩子会不会背《静夜思》，商人会不会用汉字签合同，老人过春节会不会抢火车票。 ”
要理解雅克说的“文明型国家”，得先明白西方人眼里的“国家”是什么样的。
欧洲历史上，“国家”的诞生和“民族”紧紧绑在一起。 比如法国，直到19世纪才通过法律强制推广法语，把说奥克语、布列塔尼语的民众“统一”成“法国人”；德国更直接，1871年普法战争胜利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靠的是军事胜利和语言认同。 就像搭积木，先有“法兰西人”“德意志人”这些“积木块”，再拼成“法国”“德国”这些“国家”。
但中国的“国家”完全反过来。 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甲骨文里就有“中国”二字，指的是黄河中下游的核心区域。 之后的周朝分封诸侯，秦朝统一文字，汉朝打通西域，不管政权怎么换，不管是汉人当皇帝还是蒙古人、满族人掌权，“中国”这个概念始终存在——它是“五千年文明”的载体，政权更迭像树叶换了又换，树根却一直扎在“文明”里。
举个最直观的例子：文字。现在的中国人，不管是说东北话、广东话还是上海话，写出来的“春节”“团圆”都是方块字。 可欧洲呢？拉丁语曾经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现在法国人说“Bonjour”（你好），德国人说“Guten Tag”，西班牙人说“Hola”，根源都是拉丁语，但早就分化成不同的语言了。 全球现存6000多种语言，只有中文是从甲骨文演变而来、从未中断的自源文字体系——这不是“巧合”，是文明延续性的铁证。
2024年春运，全国铁路、公路、民航累计发送旅客29.2亿人次，相当于把整个地球的人口搬两次家。 有人说这是“人口多闹的”，可你知道吗？ 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时，春节返乡的人挤在绿皮火车上，扛着铺盖卷；2008年雪灾时，高速公路堵成停车场，志愿者给滞留的旅客送热粥；2024年，高铁准点率98%，电子客票让“排队买票”成了历史。但不管怎么变，“回家过年”的念头始终没变。 这就是雅克说的“文明认同”：它藏在妈妈的年夜饭里，在爸爸贴的春联上，在孩子背的“床前明月光”里，比任何政权的法律、军队的枪炮都牢固。
如果说文字和节日是文明的“显性基因”，那教育和家庭就是“隐性密码”。中国古代的教育理念，根源在“性善论”。 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认为孩子天生有善良的本性，教育是“扩而充之”。就像一块玉，雕琢得越好越透亮。 所以孔子办私学，喊出“有教无类”；朱熹写《四书章句集注》，教学生“格物致知”；哪怕到了今天，“因材施教”“尊师重道”依然是教育的主流。
对比西方，基督教“原罪论”影响深远。 奥古斯丁说“人生而有罪”，洛克也认为“儿童的心灵像白板，需要用规则和惩罚来塑造”。 所以西方教育更强调“服从”：孩子从小要遵守课堂纪律，成年后要遵守法律，连排队都要“先到先得”。这种差异不是偶然——中国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西方教育的核心是“约束人”。
再看家庭。 中国人常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不是口号，是刻在骨子里的逻辑。 农村的家族祠堂里，供着历代祖先的牌位；城市的商品房里，老人帮子女带孩子是常态；哪怕是陌生人，“老乡见老乡”也要多聊两句。因为“同姓”“同宗”“同乡”都是“家”的延伸。
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让中国比西方更稳定。 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武汉封城，全国4.2万名医护人员逆行支援；河南暴雨时，郑州地铁5号线被困乘客自发组织“让妇女儿童先上”；疫情期间，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送菜，邻居们在业主群里互相鼓励。这些不是“政府命令”能做到的，是“万家灯火”的温暖在驱动。
而西方呢？ 2021年美国国会山骚乱，支持特朗普的民众冲击国会大厦；2023年法国爆发养老金改革抗议，巴黎街头焚烧垃圾桶；2024年德国农民因环保政策封锁高速公路——这些事件背后，都是“个人利益优先”的逻辑在发酵。 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说的：“西方社会像一捆柴，个体是独立的柴，用绳子捆起来；中国社会像一潭水，个体是水滴，融在一起分不开。 ”
雅克还有一个观点：“中国的文明像个‘转换器’，外来的东西进去，出来就变了模样。 ”最典型的例子是佛教。 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一开始只是上层贵族的“舶来品”。 但到了唐朝，玄奘西行取经，翻译佛经；惠能创立禅宗，提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净土宗主张“念佛往生”，简单易懂。 佛教彻底融入中国文化，和儒家、道家一起，形成了“儒释道”合流的思想体系。 今天的中国人，过春节会去寺庙烧香，遇到困难会说“菩萨保佑”，却很少有人觉得这是“外来文化”——因为它早就变成了“中国文明”的一部分。
另一个例子是马克思主义。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从欧洲传入中国，最初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研究。 但中国共产党把它和中国的实际结合：农村包围城市、土地改革、改革开放……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洋为中用”。就像把西方的“种子”种在中国的“土地”上，结出的是“中国果实”。
对比西方，这种“转换能力”几乎不存在。 19世纪，英国用坚船利炮把基督教和工业文明强加给印度，结果印度人至今还在为“保留传统”和“融入现代”挣扎；20世纪，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改造”，结果伊拉克、叙利亚陷入长期战乱——西方的逻辑是“我先进，你必须学我”，而中国的逻辑是“你有好的，我拿来用，但根不能丢”。
这种“转换能力”，让中国在历史上多次“触底反弹”。 近代中国被列强侵略，沦为半殖民地，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仅用30年就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用40年时间从“百废待兴”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脱贫攻坚，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些成就不是“偶然”，是文明韧性在现代的体现。
2023年，中国研发投入超3万亿元，高铁运营里程4.2万公里，5G基站占全球60%以上；2024年，“嫦娥六号”从月球带回土壤，“蛟龙号”深潜器下探马里亚纳海沟，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9年全球第一。 这些数据背后，是14亿人的“集体努力”——农民在田地里种粮，工人在车间造零件，老师在教室上课，医生在医院看病，科学家在实验室攻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一份子”，而“国家”就是“文明的延续”。
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里写过：“西方人总以为‘崛起’是从弱到强的跳跃，但中国的‘复兴’是回到本来就该在的位置。”这不是“野心”，是“文明自信”——因为中国人知道，自己的文明曾经创造过四大发明、唐诗宋词、丝绸之路，这些成就不是“过去时”，而是“进行时”。
现在，你明白雅克为什么说“中国崛起不可怕”了吗？ 可怕的不是它的经济总量、军事力量，而是它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用五千年证明：国家可以不是“民族要素的拼盘”，而是“文明生命的延续”；崛起可以不是“征服与掠夺”，而是“自我生长与共享繁荣”。
这就是中国的“可怕”之处，它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迷思，让世界看到：原来现代化不只有“西方化”一条路，原来国家可以和文明一起“活”五千年，原来“强大”可以不用靠“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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