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留学生到王牌特工，他一句话劝降吴化文，兵不血刃拿济南
1946年的夏天，山东兖州城里头，气氛那叫一个紧张。城里城外，都是荷枪实弹的兵，空气里都飘着一股子火药味。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文质彬彬、戴着眼镜的人，单枪匹马就进了城。
这人要见的，是国民党军的军长吴化文。说句不好听的，这趟差事跟闯龙潭虎穴没啥两样，身边连个警卫员都没带，万一对方翻脸，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可他偏偏就去了，脸上还看不出半点慌张，好像就是去老朋友家串个门。
他叫胡成放，一个名字听起来就透着股书卷气的人。可谁能想到，就是这个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干的却是刀尖上舔血的活儿。
胡成放的老家在福建永定，客家人。那地方山多，人也硬气。1933年，他才16岁，就跟着闹起了革命。小伙子脑子活，人也机灵，组织上看他是个好苗子，就让他以小学老师的身份做掩护，在闽西苏区搞起了情报工作。
干了两年，组织上又给了他一个更特殊的任务——去日本留学。那年头，去日本可不是什么好差事，两国关系紧张得一触即发。可命令就是命令，胡成放二话没说，收拾行囊就去了东京，考进了日本大学。
在东京，他可没闲着。白天上课学社会科学，晚上就一头扎进了留学生里的左翼团体，像是“左联”什么的，到处发展同志，偷偷摸摸地学习和传播马列主义。你想想看，在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大本营里干这事，那得有多大的胆子。那段日子，他不仅要躲避日本特高课的监视，还要跟各种思想的人周旋，脑子得像个陀螺一样飞速旋转。
好日子没过多久，1937年，卢沟桥一声枪响，全面抗战爆发。胡成放再也待不住了，心里头跟火烧一样。他立刻想办法回国，从广州上岸，绕了一大圈，吃了无数的苦头，最后总算是到了延安。看到宝塔山的那一刻，他心里那块大石头才算落了地。
到了延安，他被分到了抗日军政大学，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抗大”。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整个人就像一块海绵，疯狂吸收着知识。也是在这里，他正式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从抗大毕业后，胡成放的知识派上了大用场。他被调到八路军的学校里当教员，既教政治，也教日语。你想，一个从日本回来的高材生，日语讲得地道，又能把革命道理说得明明白白，这种人才在当时可是宝贝。
后来，他跟着部队挺进山东敌后，在抗大一分校当上了政治主任教员。在炮火连天的敌后根据地，他硬是培养出了一批批能打仗、有思想的骨干。
不过，他一生中最得意、也最惊险的一笔，还得是策反吴化文。
吴化文这个人，说起来也复杂。他早年是冯玉祥的人，后来投了蒋介石，抗战时期又跟日本人眉来眼去，当过伪军，抗战胜利后又被国民党收编。说白了，就是个典型的墙头草，谁势大就跟谁。
到1946年，解放军在山东战场上势如破竹，吴化文心里就开始打小算盘了。胡成放他们早就盯上了这条“变色龙”，觉得可以争取过来。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时任鲁南军区联络部长的胡成放头上。
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胡成放单刀赴会，走进兖州城。
见着吴化文，胡成放不卑不亢，开门见山。他没说多少大道理，就是把天下大势，把吴化文自己的处境，掰开了揉碎了给他分析。他告诉吴化文，跟着老蒋一条道走到黑，最后肯定是死路一条；可要是能认清形势，站到人民这边来，那前途可就大不一样了。
吴化文是个聪明人，他听进去了。两人密谈了好几次，最后偷偷签下了一份待机起义的协定。胡成放这趟险棋，算是走活了。
两年后，济南战役打响。就在战事最胶着的时候，驻守在西线的吴化文部突然宣布起义，直接给国民党的防线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解放军顺势突入城内，大大缩短了攻城时间，济南城就这么拿下来了。可以说，胡成放当年的那次冒险，为解放济南立下了奇功。
全国解放后，胡成放的人生轨迹再次转变。他先是在杭州当市委统战部长，后来又进了第三野战军的情报部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又作为志愿军二十四军的副参谋长，跨过了鸭绿江。
从战场上下来，他又穿上了西装，走进了外交部。从亚洲司副司长，到驻捷克大使馆参赞，再到驻伊拉克和智利的大使，他的人生舞台，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换到了波诡云谲的国际外交场合。
特别是在智利当大使那会儿，他凭着出色的外交手腕，赢得了智利政府和人民的尊重，还被授予了以智利国父命名的最高荣誉勋章——奥希金斯大十字勋章。这对于一个中国外交官来说，是极高的荣誉。
1985年，胡成放离休了。可他还是闲不住，担任了好几个社会职务，为老区建设、为客家同胞的联谊，继续奔波忙碌。
这位老先生，一生活了102岁，直到2018年才在北京安然离世。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史。
回过头看胡成放这一辈子，你会发现他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是个读书人，身上有股挥之不去的儒雅之气。可他又能深入虎穴，跟军阀斗智斗勇；他能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也能在外交场合纵横捭阖。这种能文能武、能屈能伸的本事，在他那一代革命者身上，其实并不少见。他们读过书，见过世面，心里有坚定的信仰，所以才能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一次次地做出正确的选择，最终成就一番事业。说到底，他们才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精英。